截至2026年4月30日，171家内地与香港两地同时上市的公司全部完成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披露率达到100%；其中39.18%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鉴证，高于强制披露主体整体比例近8个百分点，大型股发行人（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成分股）的鉴证比例更高达73.91%。这份“成绩单”在数字层面堪称亮眼，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随之浮现：高披露率是否真正意味着高治理效能？
双重合规下的标准张力
A+H企业面对的是两套逻辑并不完全重叠的披露规则。港交所自2026年1月1日起，强制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成分股发行人按紧贴IFRS S2的气候规定进行披露，强调气候风险对企业现金流、融资能力和资产价值的财务影响；沪深北交易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则同时兼顾财务重要性与影响重要性，要求企业兼顾对环境与社会的系统说明。中上协报告显示，98.83%的A+H公司披露开展了双重重要性评估分析，但“做了评估”和“评估结果真正影响决策”之间仍有距离。在财务重要性与影响重要性两套逻辑之间，部分企业倾向于选择“交集式披露”——只披露两套标准都要求且争议最小的内容，从而在合规上安全，却在治理深度上保守。
鉴证选择的信号偏差
鉴证是衡量ESG数据可信度的关键指标。A+H公司的鉴证依据中，ISAE 3000占56.72%（30家），AA1000AS v3占40.30%（27家），前者由国际四大等机构主导，后者更常用于利益相关方参与导向的审验。问题在于，鉴证标准的选择可能更多反映企业的上市地属性、历史合规路径依赖或审计机构偏好，而非企业ESG治理能力的实质性差异。中上协报告指出大型股发行人“样板”作用明显，其73.91%的鉴证率显著高于整体水平，但鉴证意见的保证水平、鉴证范围的覆盖边界等关键信息，在多数报告中仍缺乏充分披露。
治理架构的“形”与“实”
学术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ESG委员会能够通过平衡适应合法性与战略合法性提升中国A+H公司的可持续绩效，但其有效性受所有权结构调节，在优先考虑核心利益相关者或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公司中效果更为显著，而在内部控制较强的公司中，这一作用反而会有所削弱。换言之，委员会设置本身不是答案，委员会的组成逻辑和决策嵌入方式才是关键。中上协报告显示，多数A+H公司已建立董事会可持续发展相关专门委员会，但委员会是否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是否建立了ESG绩效与薪酬的实质性挂钩，仍有待更深入的实证观察。
弥合断层的制度契机
2026年8月3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这一试点的意义不在于新增一项披露要求，而在于尝试统一两地披露框架与核心指标，减少A+H企业分别适配两套规则的重复成本。如果试点能够在财务重要性判断方法论、气候情景分析的数据基础和ESG数据与财务指标的映射关系上形成可复用的工具，将有可能从制度层面推动A+H企业的ESG治理从“双重合规”走向“效能整合”。
A+H企业处于中国ESG制度最密集的试验场。高披露率是一个有意义的起点，但真正值得追踪的命题是：在双重监管的倒逼机制下，这些企业能否将合规压力转化为治理能力的实质性跃升，以及这一跃升需要怎样的制度工具和方法论支撑来加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