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上半年新增3.82万亿元。在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传统优势领域持续获得信贷倾斜的同时，转型金融与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的融资通道正在加速拓宽——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行业被纳入央行转型金融标准试用范围，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指标进入核心评价体系。从东海之滨的能碳画像到西北戈壁的氢能示范，从纺织车间的减碳贷到石膏板厂的固废消纳，绿色金融的触角正从“纯绿”领域向“高碳转型”与“硬核科技”两端延伸。
在福建浦城经济开发区，当地建立的能碳服务平台实时记录企业用电及燃气等能耗数据，生成专属能碳画像。碳效排名靠前且达到技改要求的企业被列入绿色清单推送至金融机构，工商银行据此设立“减碳贷”，以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向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企业发放纯信用贷款。截至2026年6月末，园区内已有12家企业获得减碳贷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在莆田，一家以工业固废为原料生产纸面石膏板的企业，凭借固废资源化利用的转型成效获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贷款额度及利率优惠与减排成效挂钩，项目每年可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
转型金融的制度边界正在从电力等高碳行业向更多领域拓展。中国人民银行已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在上海，交通银行与申能集团签署了转型金融战略合作协议，在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转型金融标准框架下，为企业清洁煤电、新能源和碳捕集等项目的节能降碳技术应用提供信贷支持。银行不只看企业属于什么赛道，更看排放有没有在实实在在地降——这一逻辑正在重塑传统高耗能行业的融资可得性。
科技创新与绿色金融之间的“温差”正在被政策工具弥合。生态环境部、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及金融监管总局五部门近期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覆盖基础研究至产业应用的多元化投入格局，以财政资金发挥引导及托底作用，联动投贷保债租等多元金融工具，建立多方共担风险机制。商业银行对此的回应是：绿色金融正从规模扩张的上半场走向质量提升的下半场，“无科技即无绿色”已成业内共识。但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具有研发周期长、成果转化难度大、短期经济回报低等特点，融资难是长期痛点。
多地已在风险分担及信贷产品创新方面展开探索。四川升级实施天府科创贷，构建“省风险补偿资金池+银行+担保+再担保+国担基金”五方分险模式，对科技型企业贷款损失按比例补偿，单户最高贷款额度已提升至2000万元。江西资溪推出“绿色科技助企贷”，由县财政安排专项预算，县属国有平台向国有担保公司存入风险代偿保证金，按8至10倍放大原则撬动信贷规模。四川恒泰环境技术公司连续3年获贷后建成节能环保材料研发基地，其低温脱硝催化剂中试线年产能达3000吨，打通了从实验室至工程应用的全产业链。
金融机构亦以差异化产品回应生态环境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青海华电德令哈PEM电解水制氢示范工程获农发行海西州分行发放6亿元长期低息贷款，专项用于该示范工程建设。哈尔滨银行大庆分行向和泽生物科技发放5000万元纯信用授信，将粪污转化率、有机肥销售占比及科研研发投入等经营指标与利率深度绑定，企业完成绿色发展目标后次年可享受最高30个基点的利率下浮优惠。
在2026年7月末的最新数据中，福建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增速。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正在将转型金融标准试用推广提速，高碳行业转型项目库逐步健全，金融机构围绕企业转型目标及减排进度的产品创新已进入快车道。从沿海到内陆，从纺织到化纤，从固废到氢能，绿色金融正在从一套统计口径变成一套定价逻辑——谁的减排实实在在，谁的转型可测量可验证，谁就能在信贷市场获得更便宜的资金。这或许是2026年绿色金融最深刻的转向：从贴标签走向算数据，从看赛道走向看实效。
